札记 | 市长书记说的不一样，多问问更接近真相

本文作者为记者团第49届团长、南方周末实习生张笛扬

我从高中开始就是南方周末忠实读者，能进入南方周末实习是一直以来的梦想。当初选择学习新闻学，很大程度上是想透过新闻了解这个社会。南方周末办报宗旨是“在这里，读懂中国”，读报都能达到读懂中国的目的，更何况亲身参与到这份报纸的新闻内容生产呢？

实习当中的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在采写利川市推进行政首长出庭应诉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们通过法院联系到案件的原告方，可是律师告诫原告，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可能律师认为，我们通过法院找到原告，采访不能中立和公正。之后，我们又通过其他方式联系到该律师，律师一听说是南方周末，欣然接受了采访，律师说，早知道是南方周末，怎么会拒绝呢。
第二件事是，在操作迷信官员的选题时，我联系上了一位在官员迷信领域上颇有研究的一位学者。这位学者曾在2006年发表过官员科学素养的调查报告，因为时间久远，我希望她能讲一讲这近十年来官员科学素养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在我采访她之前，已经有许多媒体采访过她，而当她得知是南方周末的记者时，她给我独家提供了一份还从未公开发表过的最新的研究报告。正是她提供的这份报告，让稿件出彩了很多。
这两次采访过程中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南方周末的分量。
跟随褚朝新老师实习，关注时政领域，褚老师给了我零距离学习“与官员打交道的尺度”的机会，让我有幸能在与各色官员面对面采访、接触的过程中感受官场，提升新闻操作能力。
人脉的积累尤为重要
实习的目的是要在实践中学习新闻操作的技术，而这些技术中最为基本的就是采访。实习让我感受到，采访虽然基本，却也是最难的工作。早就听说过一句老话：好新闻七分靠采访，三分靠写作。采访不嫌多，能不能拿到料，是稿件好坏的决定因素。
还记得刚开始跟着褚老师实习操作的第一个选题，是湖北省的公车改革。随着湖北省公车改革方案出台，湖北约有千名省级党政机关的厅官失去了公车。在采访完湖北主导这场改革的机关事务局了解了整体情况之后，需要做的是找到公车已经上交的那些厅官，让他们谈谈单位具体的做法和交车后的变化。
褚老师第一次带着我出门采访，就给了我单独行动做采访的机会。我们一大早在湖北省农业厅门口碰面，褚老师给了我一沓他的名片，我们分头行动，让我去采访湖北科技厅和教育厅。当时的我十分紧张，在路上匆忙查询了科技厅和教育厅的领导信息，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以免到时候显得毫无准备。
很可惜，那天我一无所获。采访请求相继被科技厅和教育厅的领导拒绝。而褚老师采访的农业厅和公安厅，都很顺利。那时，我真切地体会到了采访、突破的难度，之后的一段时间一直在反思采访的技巧和采访前的准备工作。
做好采访的前提是找到采访对象。我之前曾在《新京报》实习，那时候，我做的大量工作就是寻找采访对象，找到联系方式。可是经过这次实习我发现，联系到采访对象之后，让他能接受采访成了比找联系方式更困难的事，尤其是采访官员的时候。
我曾独立操作过两个选题，最让人头疼的便是采访被拒绝。我发现，之前打过交道的官员，会稍微对你有所信任，往往能够提供一些信息，而那些未曾谋面过的官员，即使你联系上了他们，他们也常常三缄其口。这让我体会到了人脉积累的必要，只要打过交道的采访对象，都要留下联系方式，而且，要试着和他们成为朋友。
(褚朝新注：其实，我一直在强调，因为价值观与立场不同，职业记者是很难与官员成为朋友的。现实中，偶尔会遇到一些私下惺惺相惜的官员，或许能成为朋友，但绝大多数都难以在价值观上趋同。不过，有些官员不是朋友，但并不妨碍他们为我们提供一些官场信息。)
在官场长期的人脉积累，能使采访突破简单很多。因为和有些官员成为朋友，褚老师常常能在家中就能找到关键的官场信息源，在选题的操作中获得不少帮助。做新闻的积累，不仅是新闻操作手法上的积累，人脉的积累也尤为重要。
当我实习了一段时间，接触过一些官员之后，他们当中有的也成为了我的微信好友。我在某些领域遇到不懂的问题，也会尝试着向他们求教。日后的采访中，他们或许能发挥重要作用。 “权威”信源也会出现矛盾
采访对象接受采访后，他们所说的内容的可靠性，又成了一个问题。褚老师常说，采访和警察办案类似，口供往往不能被认为是确切的证据。这就需要不断地采访和交叉印证，一步步逼近真相。
褚老师曾带着我在山西临汾采写一件诬告案。在山西经历了塌方式腐败，避免带病提拔成为选官用官第一要求的背景下，一封匿名诬告信举报了一名拟提拔为县委书记的干部。纪委在认定举报的内容不实后，查出了匿名诬告的源头。
在诬告案的整个采访过程中，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一些一开始弄错，后来得到纠正的一些细节。这些从不同渠道得到的消息在一步步的深入采访中证伪或纠偏，这些细节告诉我，记者采访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
出发去临汾之前，我先通过网络对诬告案和案中的当事人进行前期了解。这则诬告案在网络上并不是公开的信息，我们只获得了诬告人和被诬告人的姓名：临汾市前文物局局长常引根诬告了曾在襄汾当过县长，拟提拔为县委书记的张宏志。常引根为何要诬告张宏志呢？两人很有可能有过过节。褚老师专门提示，主要关注常引根与张宏志两人的交集。
我再从两人的工作内容入手寻找线索，发现张宏志治下的襄汾县有一临汾市内非常重要的文物景点——丁村，常引根管临汾的文物，丁村又在襄汾县，我猜测，两人很可能在这里有过不愉快。接下来，网络上流传的一份针对常引根的举报信非常确凿地指出了常引根曾在丁村的工程中敛财。虽然网络上的举报内容不能全信，但这也加深了我对他们在丁村结怨的怀疑。
不过，我的怀疑在采访临汾市纪委的时候被证伪了。纪委副书记翻看办案材料介绍，两人的恩怨发生在十多年前，两人曾在临汾地区商贸总公司搭过班子，并发生过公开争吵。
同样在后来被纠正的一个信息来自一开始的外围了解。刚到临汾时，我们先去了褚老师的朋友那里。褚老师也特意提醒我，操作一个选题最开始就先寻找当地认识的人，从外围开始对选题进行接触、了解。在那里，“知情人士”说，常引根是在天津寄出的举报信。
这个消息同样在临汾市纪委被证实为误。纪委方面称，常引根是在从天津回北京住处的路上，在北京丰台区的一个邮局将举报信寄出的。
办案的纪委也并非不会出错。采访时，追问两人发生矛盾的具体时间，纪委副书记根据办案材料告知我们时间是在2003-2005年。而之后采访与常、张两位在商贸总公司共事过的同事才知道，两人的矛盾是在2001年前后结下的。在这个问题上，亲历两人矛盾的当事人显然要比办案的纪委更加权威。
后来，褚老师又采访到了常引根诬告案专案组组长，从他那里得到的信息中，除了在商贸总公司的矛盾，常引根和张宏志在丁村的项目上也的确有过分歧。这又印证了我一开始在网上检索资料时的怀疑。
这些细节，或许对于整个稿件的影响并不大。也可能就算弄错了，刊发后也不会有人跳出来指出新闻失实。但是，记者对于真相的追求却不能马虎。采访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记者需要一步一步从更加可信、更加权威的消息源那里，获得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在恩施、利川采写市长出庭应诉的选题时，褚老师的做法同样让我感受到从多个信源印证事实的重要性。向不同的采访对象问同样的问题，两个都很“权威”的信源，或许给出的答案不一。
在利川，老百姓把政府机关告上法庭，市长、局长需要坐上法庭的被告席，针对自己的下属们所做的行政、执法行为和原告当庭辩论。
选题简单明了，要采到更多的内容就要不断地找采访对象。围绕着市长和副市长出庭应诉，两个案件的原告和律师、审判法官、和市长一同出庭的其他官员，还有其他单位出庭应诉的局长，都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为了了解当地党委和法院在推动中的考量，利川法院院长、恩施中院院长、利川市委书记、恩施州人大，也都进行了采访。再扩展一点，还采访了当地的律师、国内在行政诉讼上经验丰富的律师。
这个选题切入点很小，围绕着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的问题也并不多。一些问题，就会不断反复出现。
而在反复的提问中，就发现了端倪，在两个问题上，看上去都很“权威”的采访对象给出来不同的答案。一个是市长出庭之前原告方是否知道，另一个是市长有没有挑选案子。头一个问题，政府方面和原告律师给出的答案不同，第二个问题，市长、法院院长和市委书记给出的答案不同。和不同的采访对象聊同一个问题，对于一个基本事实，他们的回答却不一样。从不一样中就能发现更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头一个问题中，市长出庭的消息是中院审判庭庭长透露出去的，庭长的这种心理就很值得玩味。
按照我以往的采访思路，可能一个问题问过市长之后就不会再问书记，问过原告之后就不会再问律师。看来，和不同的采访对象聊同样的问题，交叉印证，能够发现更多的事实，离真相更近一步。在调查报道当中，这种做法可能发挥的作用更大。
这些采访经历告诉我，想要有更多的料，就得不断的找采访对象、不断的发问。 一个村官在我采访之后落马
跟随褚老师实习大半年，我也曾有机会在具体事件上感受到舆论监督的作用。
那是写山西基层反腐的时候。褚老师给我单独行动的机会，我们兵分两路，因为褚老师带我去过临汾，临汾市纪委的书记们都见过，这一次派我单独去临汾采访，褚老师则去了朔州和大同。
在临汾市下辖的乡宁县，我接触了这样一个案例。这本是挑选的一个两乡镇纪委交叉办案的案例，因为乡镇地域小，乡镇纪委查当地的村支书存在不便，这种情况下，县纪委就会主导乡镇纪委交叉办案。我接触的这个案例中，当地镇纪委查这个老村支书确有不便，因为这位村支书已经到了镇政府工作，还是个农经站副站长，不仅和纪委在同一座楼上办公，两个单位还有不少业务往来。
这个案例奇怪的地方就在于，一个有问题的村支书，怎么还到了镇上工作？
乡宁县光华镇光华村前村支书栗云生，从2003年6月干到了2012年底。在2012年底，栗云生没能接着做村支书是源于村民向当地纪委的举报，他将村集体财产用于个人花销。乡宁县纪委接到举报并查实后，给予了栗云生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撤销了其村支书的职务。
这还没完，栗云生不再担任村支书后，还有村民反复在向纪委递交举报栗云生的材料，而且，举报的内容依然是栗云生在村支书岗位上所做的事情。
不再担任村支书了，还有村民在反复举报他，很显然，村民对其意见不是一点两点。此外，村民还在坚持举报的原因可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栗云生虽然被撤了村支书，反而却被“提拔”了。
乡宁县纪委书记告诉我，当时镇上考虑到，栗云生已经做了近十年的支书，在村中很有影响力，把他撤了后得换新的支书，怕换人的时候他在里面搅和，就安排了他到镇上工作。
在光华镇纪委的办公室里，我浏览了栗云生案的纪委办案资料，问镇纪委书记，“还能这样啊？都被处分了，还能提拔？”
“带病提拔”，在十八大之后的中国，尤其在塌方式腐败的山西，是个尤为敏感的词汇。
这个问题抛出之后，办公室中的气氛陡然凝重了，镇纪委书记连忙解释，“他这不算‘提拔’，他在镇政府也没有编制，算是‘临时工作人员’。”这时，临汾市纪委陪同我到乡宁县采访的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在我身旁反复说，“这个案例找的不好。”
栗云生到镇政府工作之后，2014年，栗云生第二次被调查，因其冒领粮食直补款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第三次是在2015年，因其损害村集体的利益，再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因为之前的处分，乡宁县纪委在第三次查栗云生后，又追加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受到过一次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两次党内警告处分、一次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四项处分在身，这位前村支书，栗云生依然稳坐光华镇农经站副站长的位置。村民反复举报，也没能搞倒他。
得知栗云生就在镇政府办公，在采访时我提出，想和栗云生当面聊聊。镇纪委书记马上通知了栗云生，告诉我，他马上就过来。这时，陪同我采访的临汾市纪委党风室主任紧张了起来，说现在有点晚了，栗云生也没必要见了吧。镇纪委书记马上读懂了“领导”的意思，转身告诉我，栗云生家里发生了突发情况，来不了了。
当时，我还在镇纪委办公室里插科打诨了一句，“栗云生胆子够大啊，都被查了这么多回了，纪委找他，他还敢不来。”
在基层，很多情况是没有党纪法规的条条款款详细约束的。具体到栗云生身上，本来村支书也不是个官，之后栗云生在镇政府的岗位，也的确没有编制，的确可以说是“临时工”。可是，让一个被查出了问题的村支书，反而到了镇政府工作，这不就是“带病提拔”吗？这让村民们怎么接受呢？
难怪就算他不做村支书了，村民们还要找到多年前的事，坚持举报他。
在这回采访结束后两天，我收到了关于栗云生情况的反馈。乡宁县纪委书记电话告知我，在我走后，临汾市纪委书记过问了此事，专门派人到乡宁县、光华镇了解了栗云生的情况，县纪委决定约谈光华镇书记、纪委书记，计划把栗云生清退掉。
就这样，一个村民们反复举报都没能搞倒的前村支书，终于“落马”了。
我没想到，栗云生的工作生涯会以这种方式结束，我在想，如果我当时没关注到这个案例，栗云生或许还依然在镇里作威作福。这让我感受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不过这也让我思考，纪委的工作落到实处了吗？和栗云生一样的人还有多少？
想让和栗云生一样的人都能被处理，并且还是被纪检部门依法按规处理，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不受损害，这便是媒体持续进行舆论监督的意义所在吧。
在实习的过程中面对面与官员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体味官场和政治，这是在学校课堂里听老师讲新闻采写永远无法获得的体验。

经过时政新闻的这段实习，我对于政治的看法已经大有改变。我要感谢这段实习经历，让我对时政更加充满兴趣，也让我更近距离地接触到政治。当我面对面接触那些以前看起来神秘且遥不可及的官员，当我看到那些放肆的公权力因为舆论监督被关进笼子里，当我听到社会发展道路上那些不同的声音，我感受到了莫大的振奋。

| 编 | 记者团 文露漪